1914年農歷8月，我出生在滄縣城里一個小康之家。1927年考入直隸二中，當時學校是“四二制”，即四年初中，二年高中。1931年夏升入高中班。

1931年夏，學校來了兩個有影響的教員，一個叫潘企明，是北大文學系畢業(yè)生，大革命時代的共產黨員，“左聯”成員，在文藝界名字叫潘漠華。他講國文課。另一個叫武月亭，任訓育員，兼上三民主義課，即那時中學生必須設的“黨義”課。在九一八之前，潘通過組織學生社會科學研究之類的活動，發(fā)展了反帝大同盟組織，而后發(fā)展了我們七人入黨。其中楊欽、陳玉璣、陳紹堂、王耀臣四人編為黨支部，楊欽任書記；劉樹功（劉建勛）、劉義松和我因年紀小，不到18歲，編為團的支部，我任書記。以后我們才知道武月亭也是共產黨員。那時黨團史不分的，都是在一起活動。開會的地點或在潘老師的宿舍，或在教室（夜間），或在小飯館，或在郊外。我們活動經費主要是靠潘、武二人的工資。

九一八事變后，滄縣以二中為中心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日救國運動。在校內，我們完全掌握了學生會，出版了油印的《大眾反日報》和“三•六壁報”（一度為“一•四壁報），以及滄縣中學?？ㄣU?。?，舉行罷課。在校外，組織反日游行示威、集會、演出和搜查日貨，并進一步在鐵路工人中組織了腳行工會，在店鋪間組織了學生會等等。這些活動，一直延續(xù)到寒假。運動高潮中，群眾曾在津浦路來往火車上、運河來往貨船上、以及市內商店中查出沒收了大量日貨，集中到文廟院內。我們還油印了以中國共產黨署名的秘密油印傳單，當時的口號是”反日反蔣”。1932年初，寒假期間，由于學生放假，校內、城內運動有些低落。然而由于學生下鄉(xiāng)、回家，反日運動的影響卻有所擴展。這時，二中校當局已發(fā)覺潘、武兩位教員對學生運動的領導與支持，所以把他倆解聘。潘漠華離開前，給我們介紹了地方上的兩個黨員：一個是河西天主教小學的教員張德讓，一個是河西農村的一個姓白的農民，我和楊欽去同他們秘密地接了頭。潘老師還給我們留下了他去天津后的通訊聯系地點和秘密寫方法，一種是淀粉水，一種是用白礬水。

潘漠華走后，1932年春季開學，學生復課，我們仍繼續(xù)組織領導反日運動。400多名學生絕大部分是跟我們走的，我們掌握著學生會的合法組織，并繼續(xù)擴大反帝大同盟（最多發(fā)展到30多人），省委溝通了聯系。這時，校內出現了以趙氏兄弟（趙文炳、趙文錦）為首的武術會，人數不多，卻成為我們的反對派。地方上則由國民黨部、縣政府、商會與二中校當局等反動勢力聯合起來，籌劃鎮(zhèn)壓學生運動，形勢逐步逆轉，這同一二八淞滬抗戰(zhàn)被鎮(zhèn)壓后的全國形勢是密切聯系著的。這期間河北省委派一個姓夏的兩次來滄縣聯系，他小個子，瘦瘦的，南方口音，我們叫他“老夏”（即廖華——編者）。他帶來省委的知識，研究如何打破這種局面。他極力主張公開揭露國民黨，要我們召集群眾大會，公開亮出黨的旗號，讓我們出一個人代表共產黨講話。我們幾個人商量，誰也不愿出面，因為一出面，就會立刻被抓起來。老夏走了，會也沒開成。至于傳單，我們經常是在楊欽、陳玉璣的宿舍里，夜間用棉被把窗戶捂起來，用左手刻蠟板，不讓別人認出筆跡，署款式“中國共產黨”。但局面終未能取得有效的改變。

1932年6月，二中學生從反對庶務主任擴大為反對校長楊學山為首的整個校當局，爆發(fā)了學潮。楊學山等遂用突然襲擊的辦法，召集我們七人談話，威脅說當地駐軍（東北軍夏鶴的一個團）要抓人，要我們趕快離校逃避，接著掛出了“革牌”，即通知。以“思想誤入歧途”的罪名，將我們七人開除學籍。但是我們在學校中播下了種子，發(fā)展了反帝大同盟組織，有一批黨、團員發(fā)展對象，其中有的已經發(fā)展為黨員，如沈士敏等，使革命活動延續(xù)不斷，繼續(xù)向深入發(fā)展。

注：李偉，滄州市人，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