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余年前,1995年,當時的國家教委決定在全國建設1000所“示范性普通高中”,專門對各地下發(fā)了“國家教委關于評估驗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級中學的通知”。該通知不僅明確肯定了以往建設“重點中學”的重要性,并且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辦示范性高中,對校園的“硬件”提出了非常高的“標準要求”:如校園占地面積、校舍建筑面積、高標準的體育運動場地等,并具體提出“有條件的學校要有體育館或風雨操場,游泳池或滑冰場”!

    此決定一出,各地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建設示范性高中的“運動”。從省、市到區(qū)、縣,從城市到農村,無不想方設法“響應號召”,建設越來越多、越來越豪華的示范性高中。貧困落后地區(qū)“沒有條件創(chuàng)造條件也要上”,最后負債累累；不少學校被債主告上法庭,學校因拖欠工程款而被工程隊封堵校門的事件時有發(fā)生。為解決困難只能向學生多收費,本來就有不少學生因家境貧窮上不起學,這樣一來有更多的學生掇學回家。對經(jīng)濟發(fā)達、財政富裕的大中城市,建設示范性高中也不輕松:傳統(tǒng)名校、重點中學大都位于市中心,校園面積普遍未能“達標”,為了達標,只能讓附近居民、機構搬遷,為此要付出巨額拆遷費。不同地區(qū)、不同學校又競相攀比,結果建設標準遠遠超出有關規(guī)定,其豪華程度往往令人咋舌。而且更嚴重的是,這種花費并非“一次性”,建成后為了維護這些設施的正常運轉、使用,年年都要一筆相當巨大、遠遠超過政府正常撥款的費用。事實說明,“示范性高中”的標準遠遠脫離了中國國情。

    如果說“文革”結束后由于教育受破壞最嚴重、為“快出人才”以應急需而辦少數(shù)重點中學還有一定必要性、合理性的話,而在“文革”結束已近20年的1995年,這種必要性、合理性已漸喪失,重點應是提高、改善普通中學、基礎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和質量,理應注重教育的“公平性”。然而此時出臺的建設示范性高中的決定卻反其道而行之,使極少數(shù)“重點中的重點”進一步升格為“示范”,基礎教育的格局因此更加不公,委實令人遺憾。創(chuàng)辦“示范性”高中已逾十年,不公平的“格局”已經(jīng)大體“格式化”,想要糾偏實屬不易。然而,不廢止“示范性高中”而想遏制高中建設豪華之風,只能是揚湯止沸。北京大學確定39所中學搞“實名推薦”,將使中學的教育資源分配更加不公。

    很明顯,教育的根本癥結并不在教育本身,而在社會的結構與體制。沒有相應的社會、政治體制變革,教育很難進行根本性變革,也很難真正實行素質教育,種種在其他環(huán)境中行之有效的招生政策在中國就會“水土不服”、逾淮為枳。平心而論,教育主管部門如此制定政策的出發(fā)點不可謂不善,但揆諸歷史,立意善良的政策因脫離社會現(xiàn)實而在貫徹實行中屢屢碰壁、甚至適得其反比比皆是。在對權力的監(jiān)督、制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,在教育權力結構、行政化體制沒有較大改變之前,這些“改革”只會使包括腐敗在內的種種問題更加嚴重。所以,僅僅要教育界來承擔教育的腐敗之責并不公平。

    現(xiàn)在各種“教改”措施不斷出臺,教改決策者的思維方式更應該深刻反省,甚至全社會都應當反省。為了使教育改革健康發(fā)展,學生真正成為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“實驗品”,教改的規(guī)劃和制度設計應該更加慎重縝密,切忌匆忙,改革的時間、進度、步驟,尤其是與社會的“契合度”,必須通盤考慮。由于教育改革與千家萬戶的利益緊密相涉,所以任何重大措施的出臺,都應經(jīng)過廣泛的公共討論。其實,教育本來就是公共事業(yè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