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永正，全國著名特級教師、江蘇省教育模范，教育部“跨世紀名師工程”向全國推出的首位名師。于老師1962年從師范學校畢業(yè)后，一直從事小學教育教學，退休后，他對自己漫長的小學教書生涯做了深刻的反思。他說：

我不是悲觀主義者，不會因為人生快“走到頭”了而嘆息。我常常想的倒是：假如時光倒退十幾年，不要多，只十幾年，再給我一次從一年級帶到六年級的機會，再讓我教一屆小學生，把我現(xiàn)在相對的成熟獻給學生，那該多好哇！

我時常記起江蘇省模范教師王樹堂先生生前對我說的一句話：“年輕的時候不會教，等會教了，又老了。”他說出了所有退休老師的心里話，一種帶有無奈、傷感、留戀、遺憾的肺腑之言。

難道老師也像莊稼一樣，老了才成熟？難道就像紅薯一樣，從地里挖出來，非得在地窖里放一段時間才甜，才軟，才意味著徹底的成熟？

是的。退休之后的大反思，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教語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因為基本上明白了，所以我退休后才經(jīng)常想，如果時光倒退十幾年，讓我再教一屆小學生，該有多好！

于永正老師

那是1985年12月底的事。一天上午，我正在為一年級（1）班上說話、寫話課。學生正在用心地寫我擺在講桌上的蔬菜、水果，朱飛飛突然站起來說：“林毅尿褲子了！”

林毅是個文靜秀氣的小女孩，平時很少言語。我對她說：“我不是說過嗎？上課有事，可以舉手報告?！彼椭^，一聲不吭。天這么冷，棉褲尿濕了，怎么能行呢！我趕緊請班主任鄧桂霞老師給家長打電話，送條褲子來。

下課了，我見鄧老師正在爐子上（那時冬天辦公室里生爐子取暖）為林毅烤棉褲呢。當時我心里還不以為然。

這時，辦公室里一位年長的老師對我講起她曾經(jīng)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報道。文中說， 一位教一年級的女老師上課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一位學生神色不對，便走到該生跟前，嘴巴湊到他耳朵上悄悄地問：“想解手嗎？”該生使勁點頭。女老師一拍他的肩，他便飛也似地跑出去了。

可是，好久不見這位小朋友回來，于是這位老師從包里掏出衛(wèi)生紙，對另一位小朋友說：“你去廁所給他送衛(wèi)生紙去?！?/P>

果不其然，這位小朋友正為沒帶衛(wèi)生紙發(fā)愁呢！ 我為這位老師的善于體察而吃驚，為她的善于推理而敬佩！ 聽罷，我羞愧之極。我覺得我不配做特級教師。 

如果時光老人再給我十幾年的時間，讓我重教一年級，上課時我會關(guān)注每一位學生，不再只是關(guān)注教案、教學。

豈止是教一年級，教任何年級都要認真讀每個學生的表情、動作，從中讀出他們的內(nèi)心，并做出正確的判斷，采取相應的措施。

低年級上課中間的短暫休息，我不會只是唱唱歌，活動一下身子，一定會先問小朋友一句：有需要“那個”的嗎？尤其是在冬天。

我也不會只是那么“正統(tǒng)”地活動、唱歌，我會讓學生大吼幾聲——有字無字都行——讓小朋友吼出精神、吼出氣勢、吼出勁頭、吼出笑聲。 

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，把犯了錯誤的學生“請”到辦公室里去，是常有的事?！罢埖睫k公室”，是表示該生所犯錯誤已十分嚴重。當眾這么“宣布”，也想“警示”其他學生。

問題還不在這里。問題在犯錯誤的學生到我辦公室的“待遇”：他必須標準地立正站著——腳后跟靠攏，兩臂下垂，中指貼在褲子縫上。

如果不“標準”，我便命令他“站好”，隨即強制性地“糾正”：比如用腳踢他的腳后跟。這實際上是體罰。這種做法，哪里有尊重可言！哪里有平等可言！哪里有民主可言！

最近讀了張華教授的《論我國課堂教學轉(zhuǎn)型》，深受觸動。 文章說：

“今年8月31號，我兒子上小學了。第一天是家長開放日，學校的第一件事是：行為規(guī)范。怎么坐，怎么站，手放到哪里，怎么走路，怎么排隊……老師早已規(guī)定得好好的，而且每一個規(guī)定都有相應的獎勵和懲罰作保障。隨后的任何學習都是這樣。

現(xiàn)在，我們很多美其名曰‘培養(yǎng)學習習慣’的做法，就是強化學生不能亂說，不能亂動，整齊地聽話……這都是最壞的習慣——沒有比限制兒童的嘴亂說、手亂動更壞的學習習慣了，這是成人對兒童施加專制的最司空見慣的方式。” 

他深刻地指出：

“我國教學危機的根源是專制教學。我們把教學當作一個專制的過程，集體對個人，上一代對下一代，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專制的過程。而且我們每一個人，不自覺地在做一個專制者和接受專制者，這是我最擔心的?！?nbsp;

幾十年了，我不就是這么做的嗎？運用“動物園教育學”——以獎勵作誘因，以懲罰作威脅來“訓練”學生，是泯滅人性的教育！

假如我回過頭來再從事教育，我會視學生為朋友，我甚至不會稱他們?yōu)椤昂⒆印薄兴麄兒⒆?，那意味著我是長者，“平等”就不存在了。

低年級的學生稱“小朋友”，高年級的學生稱“同學”，同學同學，我們是一同來學習的，是平等的。他們犯了錯誤，我可能還會請他們到辦公室里談談，但是我會為他搬一把椅子，放在我的身邊，請他坐下，我甚至還會為他倒一杯水。

我可能很嚴肅，乃至于嚴厲，但不會再說“你呀，瞎子害眼——沒治了”之類的傷害學生自尊心的話。我會以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告訴學生什么叫尊重、平等、民主。

四十多年來，教的學生無數(shù)，但有幾位學生的臉經(jīng)常浮現(xiàn)在我的腦海里。

李健、亓慶紅、劉云、孫建軍……他們的表情是漠然的，孤獨的，有的甚至帶有哀傷，他們很少言語，早上背著書包默默走進學校，下午放學又默默地回家…… 他們都是被我戴過“差生”帽子的人。

因為他們的學習成績差，要么數(shù)學考不及格，要么語文考不及格。每次考試后，我都要宣布分數(shù)。念到他們的成績時，我還故意在分數(shù)的后面加一個“大”字：“李健——50大分！”

這種話對學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呀！如果說體罰傷及的是皮肉，那么語言傷害的則是心靈。皮肉受傷有藥醫(yī)治，而心靈的創(chuàng)傷卻無藥可醫(yī)。

我是他們的老師嗎？我配做他們的老師嗎？ 不知這些學生現(xiàn)在怎么樣，從事什么工作，但我相信，在社會上，他們不會差，他們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。

請他們原諒我當年的愚蠢。 現(xiàn)在我明白了，人人都是一個大寫的“人”，人人都有尊嚴、有人格，人人都應該得到尊重。

人的智能是多元的，人生下來就千差萬別，正因為千差萬別，才有燦爛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。不能單用學習成績來衡量學生，文化成績不是一個人的全部。 可惜，我認識得晚了。

如果我再從事小學教育，我會經(jīng)常把十個手指頭伸出來告誡自己：這就是你的學生！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。

有了這樣的學生觀，我會認真研究每一個學生，知其長短，讓每個學生揚長避短，甚至讓一些人變短為長。

我會讓每個學生喜歡我，愛上學，愛讀書，愛思考。人人盡力了，學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。

東方不亮西方亮，分數(shù)實在沒有多大意義。

退休了，還不斷吃潤喉片，慢性咽炎要伴我終生了。不能怨天尤人，只怪自己四十年來講話太多。

課改以前，講課文里的字詞的意思，講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；課改以來，講課文的人文性，深挖文字背后的蘊含。難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。語文能力不是講出來的，學習興趣不是講出來的，情感態(tài)度更不是講出來的。講，真的作用有限。

現(xiàn)在看來，過去犯傻了。如果我再教小學語文，我會引導學生多讀書，好讀書，讀好書，讀整本的書。不但多讀，還得多背——在初知大意的基礎上，多背點經(jīng)典詩文。

因為我明白了，學語文靠的是“童子功”——12歲以前，是人學習語言的最佳期。這期間，人的記憶力最好而理解力弱，一定多背。幼學如漆，小時候背熟的東西一般不會忘記。

我會引導學生在語文實踐中養(yǎng)成讀書讀報和動筆寫作的習慣。因為我明白了，教育說到底，是培養(yǎng)人的習慣，學語文是個慢功，是一輩子的事情。人一生以讀、寫為伴，才會有成就。

“講之功有限，習之功無已?！?/SPAN>（清顏元語）“導而弗牽”是教學的真諦。教師時代應該成為歷史，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導師時代。

人生是花，語文是根。在我的引導下，每個學生的“根”會長得粗壯、有力。

做導師而不做教師，我恐怕也就不會患慢性咽炎了。